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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背后的故事

国庆10周年,解放军观礼团东北义勇军的代表

        我家有个四尺多长的大照片,这是父亲刘凤悟在共和国十周年大庆时,作为解放军观礼团东北义勇军的代表,与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。提起这个合影,就不能不提到当年的观礼活动。当父亲与全体国庆观礼代表站在观礼台时,他一下子就被一个熟悉的乐曲所激发,“起来,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——”这是国庆观礼的奏国歌,升国旗仪式,雄壮的乐曲和那嘹亮的军歌,一下子把他又带到了战火纷飞的长城抗战。

        那是1933年初,父亲所在的东北义勇军二军团辽西骑兵1团,根据北平(北京)地下党的指示来到了热河。热河由冀东、辽西和内蒙东南部的部分地区组成,省会承德,是东北沦陷后的最后一个省。日本鬼子占领了东三省后,就在长春成立了满洲国,于是满洲国就成了一个国家的概念,已经不属于中国的版图。父亲回忆说,当日本鬼子占领了热河后,就用枪指着当地的老百姓说,你们是满洲人,还是中国人?如果他们回答是中国人,马上就会被射杀,日本鬼子就是这样强占的东北。

        热河也是华北的东大门,它的崇山峻岭与大兴安岭和燕山山脉相连,我们熟悉的万里长城就屹立在这里。当时日本国的兵力还不到20个师团,可是他们先后却调动了5个师团,3个独立旅团,5个可以随时增援的(预备队)师团,在坦克、飞机、大炮的掩护下对长城的前沿阵地——热河发起了进攻。

        长城一直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象征。那么,面对如此强暴的敌人,它能阻挡的住吗?在民族矛盾迅速的上升的情况下,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向蒋介石发出了,停止内战,组织义勇军,共同抗日的诉求,可是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并没有理会,他继续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和进攻。

        中国共产党组织抗日义勇军的主张终于在东北实现了,这就是她领导的抗日救亡力量——东北义勇军。我们这个时代的人,现在还很难想象,在当时还不是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,是怎样领导东北义勇军进行抗日的。这个问题一提出,可就有点专业的味道了,也就是说她的领导方式是怎样的?

        我把视角放到了1933年的大公报,这是个年代很久的报纸,在黄黄的报页上使用的还是民国纪年,要不是我还有点古文的基础,简直就看不惯这报纸上的竖排版、繁体字和文言文。上面说,北平侦缉队在北大抓获了十五名共党分子,罪名是非法进行抗日活动。看到这个消息我有些茫然了,既然是抗日的,怎么还是非法的?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,原来蒋介石这时推行的还是“攘外必须安内”的卖国主义政策,他认为与共产党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,而与日本人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,于是就出现了抗日还违法的怪现象。

        我党在领导抗日的活动中不得不采用两种方式。一种是公开的进行武装抗日,将党的“支部建在连上”,不过这种活动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,在东北开展的比较晚。另一种方式是在地下秘密的进行,也就是说党的领导体系在抗日的部队里并不公开,或者不公开出现,需要公开出现的,就必须要依靠一个可以公开的组织,如“北平民众抗日救国会”。

        北平地下党利用“北平民众抗日救国会”做掩护,将东北义勇军十个军团,十几万人聚集在热河,与在热河周围的国民党东北军、西北军、晋绥军摆下两道防线。第一道防线由凌源、朝阳、北票、阜新、开鲁等连线组成,总指挥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。第二道防线由长城的榆关、九门口、冷口、喜峰口、古北口、南口、张家口等组成,总指挥是张学良。父亲所在的东北义勇军二军团辽西骑兵1团,被部署在第一道防线,汤玉麟指挥他的3个团在朝阳打阻击,要辽西骑兵1团去抄鬼子的后路,然后再和大部队一起对锦州展开攻击。可是就在义勇军展开攻击的时候,汤玉麟的3个团却没能守住阵地,父亲他们一下子就陷入鬼子的两面夹击,恶战打了几天几夜。“我查了一下当时的大公报,上面说:”辽西一带义勇军颇活跃,尤其锦西方面之义勇军集团欲攻之锦州,日军既(急)令三宅骑兵部队出动交战。“

        威震敌胆的辽西骑兵1团,以热河的儿虎山脉为依托,在贝子府、朱碌科一带抗击着敌人。这时北平地下党派来很多党员同志和热血青年到前线慰问,父亲在人群里看到一个清秀又活泼的年轻人,他就是聂耳。当聂耳听说父亲他们是与鬼子血战归来的义勇军时,就招呼摄影师拍摄下了这支队伍的英姿。解放后,父亲在聂耳的电影里还看到了这段影像,他指着上面说:“前面那个骑着大白马的就是我。”提起这匹大白马这里还有段故事。我爷爷是哥三个,分家后我们分别称他们为东院,西院。父亲要到热河去抗战,部队里的马匹缺少的很多,于是他就生拉硬拽的要把东院的大白马给“征用”。大白马当时是大爷家的命根子,一年四季全靠它拉车,趟地,没有了它怎么生活,你这不是坑害自己家人吗?于是父亲说好了日后要还的,可是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。解放后,已经当了领导的父亲为了履行自己当年的承诺,也是为了给支援革命的大爷家一个回报,他第一次徇私情把侄子一家调到铁路安排了工作。

        父亲在晚年为党做的最后一项工作,就是将保存下来的回忆史料交给组织。1982年这些材料被刊登在辽宁党史资料汇编,和黑山县文史集中,也有几封书信是1962年答复黑山县委的。他在回忆中说:“部队根据党的指示,从辽西来到热河接受爱国人士捐赠的武器,他担任了迫击炮连连长,这时的天气已经进入了严冬,构筑炮阵地和工事已经相当困难。”我查阅了当时的大公报,上面说,北京下的大雪已经达到了历史罕见的7寸到9寸厚,就更不用说东北了。在文章里父亲对聂耳他们的宣传活动也有详细的表述,他说:“起来,不愿意做奴隶的中国人!”“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!”这是聂耳他们当年那些宣传队员,在我们当中喊的最响亮的两个政治口号,也是在冰冷的寒风中,在与鬼子的战斗中鼓舞士气的战斗号角。

        关于父亲的这一说法,我在1933年的大公报,申报上得到了佐证。上面说,1月9日张学良与中外记者(60多人)发表谈话说:“对日军暴行只有血肉一拼,维持正义惟有热血!”至于“万里长城已经被日军轰塌几处,我军将士报必死之心死守!”“义勇军及国军20万决心誓复失土!”的报道更是比比皆是。

        我们可以想象的出,一首伟大的军歌,一定要伴随一个伟大的时代和那火热的战斗生活。义勇军进行曲一共才有五句话,前面的两句分别是我党在长城抗战时喊出的政治口号,于是田汉和聂耳就把它们作为开篇曲,只不过为了表达更深刻的含义,他们将“起来,不愿意做奴隶的中国人。”改为人们。因为这时的满洲国已经成立,如果还继续使用“中国人”来呼唤民众,就等于把东北排除在外了,这是不合适的。在“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”中,他们又加上了我们两字。“那么歌词的第三句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“指的又是什么时候呢?没有人怀疑这是指日本鬼子侵略中国,民族矛盾爆发的时候。我们可以从九一八事变开始,一直数到长城事变,卢沟桥事变。也可以从”嫩江保卫战“”哈尔滨保卫战“”锦州保卫战“一直数到”淞沪保卫战“。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让聂耳感到是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“呢?淞沪抗战的时候,聂耳就在上海,甚至他看到日军的暴行还作了一个噩梦,可是他并没有觉得这是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“。因为,在日后的长城抗战时,北平的重要文物还南下往南京和上海转移。那么,在这时聂耳有没有想到要给上海的义勇军写军歌呢?也没有,他在上海一·二八爆发的几天后,即2月2日的日记中说:“怎么去做革命的音乐?”这时他还在思考,在准备。

        我们可以借用当时的大公报和申报的报道,来对这一句歌词做一个注解,上面说:“如果热河失守,3千万东北人民和大于日本3倍的国土将丧失。”“东北丧失,华北危在旦夕,中华民族有灭种的危险!”“势危,非用整个民族的力量,不足挽救危亡!”“日军航空母舰载着26架飞机开到秦皇岛,封锁京津门户,华北危在旦夕!”“日本开始向吉林移民。”“东北义勇军单衣赤足苦战于冰天雪地,敌军仗着犀利的兵器而放肆的屠杀,我们看到义勇军为民族而奋斗的精神,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弹尽粮绝的情景在唤醒民众。”与此同时,中共中央还发表了《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》,上面揭露了日军的阴谋,要求全力反抗日本的侵略。这些都可以说明,1933年的长城抗战就是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。

        对于第四句“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”,我们可以先从国家的层面来看这段歌词。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日军的侵略,从一开始就放弃抵抗,后来他们又把希望寄托在“国联”的调停上,结果调停失败,蒋介石的梦想彻底破灭,不打已经没有了退路。长城抗战是东北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,第一次主动的反抗日军的行动,这其中也包括西北军的29军,傅作义的晋绥军和中央军。如果长城守不住,整个华北就没有了,实际上卢沟桥事变后就是这个结局。

        从日军这个层面说,英日等西方国家就满洲独立问题已经达成秘密谅解,日军后续部队正陆续从釜山登陆,经朝鲜京城开往热河参战。不仅军事、政治如此,甚至就连日货也开始侵入黄河沿岸,向中原腹地进击。

        从民众这个层面说,逃难的东北难民已经没有了家园,留在当地的民众如果不进行抵抗就是亡国奴。义勇军本来都是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,可是他们不得不拿起武器去和鬼子拼命,他们在长城作出的抵抗就是被迫的、最后的反抗。按张学良在中外记者会上的说法:“鬼子不侵略何有抵抗,委曲求全既终归无效,保护祖国惟有精神与血!”这是他在全民族的压力下发出的最后吼声。

        对于第五句歌词“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”就好解释了。“万众一心”在当时的大公报和申报上满篇都是。上面说,“全国各界致电张学良:请鼓舞士气,东向迎敌!”“张学良亲赴热河督战。”“粤,沪,京组织义勇军敢死队出发上前线。”“三千伪军纷纷反正,日军甚恐慌。”“冯玉祥万件皮背心慰问前线将士。”“新加坡华侨捐款。”“香港决定长期支援义勇军。”“上海商会,总工会,律师公会,会计师公会组织救济东北难民。”“上海代表团北上热河慰问。”“长城公司拍摄义勇军影片开展抗战宣传。”“宋庆龄北上组织妇女救护队。”“北平商会慰劳受伤将士。”这些报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,他充分的表达出,当时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参加抗日的情形。

        对“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”一词,则更是聂耳亲身的体验了。因为此前暨南公司在东北前线“西屯”拍摄的时候,摄影师李汉中中弹牺牲。随后聂耳又决定要到前线去,这就不能不说他首先是“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!”

        前面谈到的这些,就是聂耳当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情和火热战斗生活的源泉。故事讲到这里似乎是完了,其实并没有。

        建国后,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,党史专家在研究国歌形成的年代时,查阅了聂耳日记,应该说这个日记是根据聂耳遗留下来的手稿编撰的,是聂耳活动的最可靠依据。可是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,日记从1932年11月开始有半个月、12月一整月、1933年1月一整月都缺失了,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半月期间里,没有人知道聂耳都干什么去了?为了揭示这一重大的历史之谜,我们先从聂耳日记1932年11月10日开始谈起:“天下着雨,借雨衣,坐便车到老大(田汉)处,找到由北平介绍所要找的人,做了所要做的事,很满意。两人喝了5瓶啤酒,乐极!”

        在这里聂耳究竟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,使他这么高兴呢?有位研究者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了这件事情,他说:“聂耳于1932年8月至11月在北京呆了三月余,这期间他见到了刚刚从塞(关)外进行抗日宣传回来的,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负责人于伶,他同党组织联系上了。1932年11月8日,聂耳回到上海,随身带着于伶请他带给上海党组织的两个材料。一个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一年来的工作汇报。一个是北平分盟党组织讨论同意聂耳入党的要求。”两天后,聂耳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表达出了他的喜悦之情。

        还有一位研究者在他的著作中谈到:“1933年2月,聂耳参加上海抗日救国组织的800人慰问团,到承德慰问东北义勇军官兵。与此同时,田汉也到了古北口。我在1933年申报上查到了2月19日的报道,上面说,明星公司摄影师张慧冲在热河前敌摄取抗敌影片时,与前线抗日之第二军团总司令王化一合影,特为发表。我们都知道聂耳此时就在明星公司工作,而父亲所在的辽西骑兵1团也正是在二军团的战斗序列里。后面的材料就很清楚了,1933春天,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”由此我们可以认定:聂耳日记缺失的部分,正是父亲和几位学者所记录的部分。它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事情,在长城抗战最紧要的关头,聂耳来到了前线,他不顾生死接受了党的考验,他为鼓舞士气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,因此他不但是一个人民的音乐家,也是一个革命的活动家。

        义勇军进行曲不但是一首鼓舞中华民族斗志、士气的马赛曲,也是全世界人民喜爱的歌曲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,英、美、印等许多国家经常播放这首歌曲。在战争结束前,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,可见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国界。

        辽西骑兵1团在参加完长城抗战后,余部在父亲的率领下又在平西(北平西)创建了抗日根据地,并成立了平西游击队。八路军115师来到了晋察冀后,又被编入晋察冀军区5支队,晋察冀军区1分区老3团。直至今日,它还被保留在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里,它就是北京军区某红一师大功团。不过当时的骑兵现在已经装备上了铁甲战车,当时的军歌现在也已经成为国歌,但是他们的战斗精神却没有变,他们的使命也没有变,他们还像钢铁一样守护着万里长城。

        作者:刘生津,中国兵棋发明人,1955年生,1969年入伍,中校,沈阳军区优秀教练员,四次荣立三等功,毕业于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等三所军事院校,1993年转业,著有长篇小说《铁拳军歌》长篇报告文学《平西第一抗日根据地——白羊城》文艺评论《重读红蓝箍》中篇小说《军号声声》获中国散文学会全国征文一等奖。

 

(来源:国防部网)